N.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 746. 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页以下。
传统的民族团结研究方法虽然揭示了具体的实践情况，但却无法真正为民族团结法治建设方案的拟定提供直接支撑，无论是理论方法的跛足还是对改革需求的弱回应性，均呼唤以补齐短板为目标的规范法学在新时代民族团结法治研究中核心方法地位的确立。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执法检查过程中，司马义·艾买提就曾指出：维护民族团结，要大力倡导依法规范民族关系。
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10] （二）历史的先声：民族团结的发展脉络 在古代，自五服制始，就具有鲜明的不平等烙印，如据《国语》，要服地者应为蛮夷族，即南方的苗蛮和东方的东夷。[87]笔者原则上赞同此二分法，但鉴于前文已然证成了道德性义务的规范性特征，故不宜再以是否具备规范实施性作为分类标准，而应改以道德教化色彩作为区分基础，但这对民族团结属道德性义务的结论并无影响。[4] 如叶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立法路径及完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但另一方面，七五宪法也取消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面视角，导致规制维度较为单一化。
[15]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增订版，第355页。[63] 参见邢斌文：《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理解读与规范分析》，《北大法律评论》第20卷第2辑（20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1-82页。其二，采纳单一的电子证据，与现场执法多元的证据体系存在差异。
[35]举例而言，即使杀人放火并未由实体法进行规定，多数人也能认识到不应杀人放火，但对于某一路段通过时速的限制，却并不当然为多数人所知悉。另一方面，也能协助我们寻找破解这一问题的进路。实际上，在传统行政处罚模式下，几乎不可能出现全民违法的情形。尤其是当这一问题不再暴露于寥寥个案，而是牵动广泛的行政相对人时，更需要反思作为维持公共秩序的技术性政策，它存在相对人难以获知、难以明确的可能性，即当规则不隐含能够被上升为价值或伦理的内容，而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标准时，它并不当然地为每一个人所知。
[48] 综上所述，在规范存在瑕疵时，程序仍能一定程度上挽救公正，在行政法领域，程序绝不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基于法秩序的一致性，公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受制于宪法价值与宪法精神，行政处罚当然也不例外。
具体而言，在《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非现场执法的程序规定，大多非现场执法的程序规定只是行政主管部门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制定的，在地方上甚至只是地方执法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就陈述、申辩权来说，《行政处罚法》明确要求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还要利用信息化手段为相对人提供便利。当然，基于行政处罚的特殊性，尤其是自动化行政的技术性限制，还可以设置专门机关作为辅助，引入专门机构辅佐处罚标准的合理性检验。换言之，规范的欠合理性，可能在于行政机关决策过程过于随意，欠缺科学论证与相关人利益的充分讨论，或者纵使展开了商谈，也仅停留于形式，最终做出的仍然是独白式的评价和考量。
[25]参见关保英：《违法成本评估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要防范规则不合理造成的全民违法现象，治本在于治法，完善正当程序为其辅助。然而，囿于实证研究的不足，笔者难以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23]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然而，如果这样的限制超过限度，就会对人权产生反作用力，最终与保障人权背道而驰。同时，违法成本评估的过程需要引入专家论证、举行听证会和论证会、听取当事人意见等。
2.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视角 不同社会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权利义务观念。倘若行政处罚不符合我国宪治的要求，它就不具有合宪性，从而失去了正当性的根据。
[47]就电子证据而言，其仍然应符合证据查证属实的要求，当事人对证据提出异议时，应严格贯彻疑违从无的原则，不能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违法的举证责任。[46]参见刘东亮：《技术性正当程序：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具体来说，设定指的是创设，指创制先前从未规定过的内容，规定则指的是在上位法已经设定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定。[44]姑且不谈自动化行政下数字人格、算法黑箱等引起的纠纷，仅仅是作为辅助化手段的初级自动化行政，也产生了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被压缩，证据认定流于形式等问题。[44]参见郭琪：《自动化行政中基本权利保护探讨》，载《法治论丛》2021年第2期。纵使符合了正当目的与第二层次的适当性，其必要性和狭义合比例性也很难证成。
这一讲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与道德的认识，揭示了法律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全民违法现象的出现，对制定规则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全民违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一推演。这是因为，公权力行使时的目标常常是多元的，不同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同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法律的实质是对经济关系的表明和记载，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要反映各种社会存在，[14]当法与现实相脱节时，法的适用就会打折扣，法的尊严也自然无法得到应有的对待。该条还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担负起审核职责，这意味着我国并未采纳行政全自动化模式，自动化行政仍然属于辅助性手段。
后者指的是国家在面对人权时必须积极作为、充分保护。报道称，佛山广台高速一岔道口处，由于标注模糊，导致每3分钟就有逾27人被抓拍，一年开出高达62万张罚单，创收1.2亿。长期以来，社会稳定是人权发展的大前提与根基，行政权又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维护社会稳定常常需要限制一部分人权。笔者期待《行政处罚法》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建立起与非现场执法相适应的程序机制，这一点笔者还将进一步展开。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公权力的异化，需要用法律控制来规范权力。另有观点认为，全民违法的出现与群众规则意识淡薄息息相关，民众可能因为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而产生群体性违法事件。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惩罚力度不足，未能通过行政处罚达成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它与法律权利相比有着更为崇高的地位，是法定权利的产生源泉与内在根据。
[9]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自动化行政方式还未普及之前，即便行政处罚的标准失衡，也会由于人力的有限性而被掩盖，呈现出严格立法、选择执法的局面。当法律与道德究竟该如何塑造规则这一问题进入现实情境时，往往会显得复杂而棘手，解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素材。
[8]参见《一年交通罚款3000亿元。然而，《行政处罚法》仍然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其一，如何确保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即审核主体是谁，检验时间、检验精度和检验效力如何，都有待进一步明确。[31]参见张青波：《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素》，载《法学》2020年第10期。[18]另外，在交通领域，交通标志、线路等的设置不够科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民违法的现象，为保证本文讨论问题的聚焦性，上述缘由不再展开论述。
基于公权力的性质，对国家机器的提防与克制是有益的。现实中，对任何一方的忽视或偏重都可能会导致价值关系的倾斜。
至于第二个问题，除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外，行政机关应当允许相对人提出质疑并对当事人的质疑一一作出回应。鉴于此，有关部门应当充分进行法规备案审查，对相关规范展开合法性、适当性等多层次的审查，牢牢把住规范内容的合理性、妥当性。
事实上，醉驾的标准是建立于科学研究与广泛调研基础上的。[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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